未來有無限可能：林希哲與「聲子」在花蓮的二十年音樂拓荒記

專訪／李欣恬
 

午後的花蓮，陽光穿透騎樓新裝設的採光窗，灑在溫潤的木質吧台上。磨豆機低沉地運轉，隨後揚起一陣帶有輕盈果酸的咖啡香。聲子樂集藝術總監的林希哲，正趁著工作空檔烘著豆子。

「我常跟朋友開玩笑說，這杯咖啡是聽著拉赫曼尼諾夫沖出來的，喝起來又苦又浪漫。」林希哲笑了笑，眼神裡帶著藝術家特有的幽默與清澈。

「聲子藝棧」不只是咖啡廳，還是花蓮在地藝文界無人不知的複合式基地。然而，在老一輩花蓮人的記憶中，這個空間有著完全不同的氣味與聲音。二十多年前，這裡曾是林希哲父親林醫師經營的婦產科診所，空氣中氾濫著消毒水味，迴盪著新生兒呱呱墜地的啼哭聲。據統計，曾有一萬多個小生命在林希哲父親的診間誕生，而在「聲子藝棧」目前所在的這棟建築物，則大約有六千多個嬰兒在此誕生。林希哲笑說，目前花蓮甚至還沒有人能打破父親的接生紀錄，他三十歲到四十歲那一輩的學生裡，幾乎有七、八成都是父親接生的。

從「接生孩子」的診所，到「製造聲音」的藝文空間，從「生子」到「聲子」，奇妙的跨界轉型，是源於一群理科生理念和眾多音樂家、藝術家在台灣東岸寫下的長篇樂章。

「我常佩服那些可以照著計畫走這一生的人，卻也納悶什麼事都計畫好，都照著走，那不就如同傳道書所言『日光之下無新事』的終極呈現？」林希哲一邊喝著他手沖的咖啡，一邊淡淡地說，「當生活只需按部就班的把空格填上，就連最後一題的答案是死亡，填好交卷也都在預期內，這樣的人生還值得期待嗎？」

對林希哲而言，他的人生，以及「聲子樂集」這二十年來的軌跡，正是一場毫無預設、充滿「意外」的拓荒之旅。

一群科技新貴與理科生的音樂「分子震動」

故事的起點，要拉回到二十六年前。

千禧年林希哲還在當時的國立交通大學攻讀音樂研究所碩士班。那時交大大學部尚未設立音樂相關的藝術科系，音樂的種子只在碩士班悄悄萌芽。然而，林希哲卻在大學部的管樂團裡，結識了一大群來自其他科系、對音樂無比狂熱的學生。

那是一群在當時被主流價值定義為「科技人才」的年輕人，舉凡電子、電機、基礎科學背景專業，「那時候交大主流是科技業背景，而交大更不用說，是一群未來的工程師。我和他們混在一起玩音樂，後來因為接到了學校課外活動組分派的一個演出邀約，任務導向之下，總得弄個團名出來。」林希哲回憶。

起初，這群年輕人用了個冗長無比的名字：「國立交通大學管樂團附設打擊樂團」。每次報帳、寫發票、填單據時，那長長一串字填在表格裡繁瑣得讓人抓狂。林希哲心想，不如到文化局正式立案，成立一個獨立於校園之外的民間團隊。

「要立案，就得想個簡潔有力的名字。大家在BBS上丟了各式各樣的點子，用當時的水球、聊天室沒日沒夜地討論。」林希哲笑著說，最後一鎚定音的，是一位交大電子的學弟。學弟在鍵盤那頭打下了「Phonon」這個字，中文翻譯為：「聲子」。

理科生一聽，紛紛如獲至寶地讚同點頭；而林希哲這群純藝術背景的音樂人，則聽得一頭霧水，圍著學弟聽他解釋。

「學弟說，『聲子』是固態物理學裡頭的一個概念。我們知道物質微觀下有電子、質子、中子，而聲子其實是一種能量的晶格振動準粒子。在半導體科技做IC晶片、將元件微縮的過程裡，它代表著晶格中原子集體振動的量子化激發。」

林希哲試著用當年學弟的語彙解釋這門高深的物理學，「簡單來說，它在物質裡呈現的是一種極其微小、卻具備巨大能量的微振幅震動。這種微小的震動，恰好與聲音發生的物理原理完全吻合。」

這個名字，完美地串連了這群創團成員的生命背景。那是台灣科技產業正要起飛的年代，聲子樂集最初創團的六個人當中，後來真的有三個人進了台積電，成為台灣經濟奇蹟的護國神山成員。這群在微觀世界裡研究晶片與能量的「科技新貴」，在宏觀的世界裡，選擇用打擊樂的棒子，敲擊出屬於他們的、有溫度的聲音震動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那時候的練團時光，帶著科技島特有的生活節奏。交大的人文社會學院一樣，琴房與實驗室都是二十四小時不熄燈的。實驗室裡的專案一旦啟動，晶片放下去、化學結晶開始變化，過程是絕對不能停下來的，必須有人通宵達旦地觀察。而音樂家的靈魂也是夜行性的。

「我們最常約的練團時間，常常是晚上九點半。因為九點他們做完實驗、走下樓，我們也練完個別琴(?)。大夥兒九點半集合，一路排練到深夜十一點、甚至十二點半。」林希哲說，在那個二十四小時開放的校園角落，深夜的敲擊聲沒有打擾到任何人，反而成為科技與藝術最浪漫的交界。那時，他們一年大概維持著五到十場的演出頻率，每週固定練習，有演出就各自回家苦練，單純、熱血，且無關乎名利。

當時的林希哲未曾料到，這顆在新竹實驗室與琴房之間誕生、由理科生定義的「聲子」，會在五年後跟著他翻山越嶺，回到他的故鄉花蓮，並在那棟曾經裝滿新生兒啼哭聲的婦產科診所裡，落地生根。

鋼琴前的溫柔推手：母親的叮嚀與父親的百萬盾牌

林希哲能走上音樂這條路，背後是家庭深厚且溫暖的藝術底蘊。

「我爸爸是台南人，爺爺是務農的，在那個年代，會讀書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當醫生。但我爸心裡一直有一個音樂夢。」林希哲透露，父親高中時是台南一中合唱團的成員，大學靠著當家教攢下來的錢，自己偷偷買了一把小提琴、自己找老師上課。而林希哲的母親是高雄人，當年外婆身為國小老師，耗盡積蓄為母親置辦了一台山葉（YAMAHA）原裝直立鋼琴當作嫁妝。

「在那個年代，十萬塊可以買一棟房子的時期，一台鋼琴要價三萬塊。我爸結婚時跟我媽說，我們什麼嫁妝都不要，有這台鋼琴就好了。」林希哲笑說。這對熱愛音樂的年輕夫婦，大學約會的地點總是在國父紀念館與中山堂的音樂會裡。

林希哲六歲時，就被父母送進了山葉兒童音樂教室的團體班，上了一年的課，奠定了看譜與節奏的基礎。小學一年級就讀若瑟國小（現海星國小）時，他的啟蒙老師是一位神學院音樂系畢業的修女。

「個別課一週只有三十分鐘。修女看我因為上過團體班、有點底子，學得很快，逢人就誇這孩子好有天分。其實我是偷跑啦！」林希哲誠實地大笑。然而，他的音樂之路並非一帆風順。四年級轉學到公立學校後，母親幫他找了一位剛畢業、極其嚴厲的鋼琴老師，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那位老師非常兇，彈錯一個音，手背啪一聲就打下來。我撐了十個月，每天練琴都是痛苦，最後跟我媽哭訴說我不要學了。」

母親沒有責備，溫柔地答應讓他停課。但過了一兩個月，當林希哲淡忘了那份恐懼、手又開始發癢去摸琴鍵時，母親便會輕聲問他：「要不要再試試看？」然後默默去打聽，幫他換了一位懂得小男孩心理、極具同理心的男老師。這位男老師陪伴林希哲從小學六年級一路走到國中二年級出國留學。

「我能走上音樂這條路，我媽是最大的功臣。她永遠不逼我，但她一直記得這件事。每隔一段時間，當我停下來時，她就會來問我一下。找老師的人永遠是她，她總是在背後幫我打聽、幫我兜好合適的環境。」

即便父親心中曾夢想著家裡能出一個鋼琴家兒子，但也從未將這個期望變成林希哲身上的枷鎖。直到高中，林希哲因為愛玩、不愛讀書，成績常常是花蓮高中的倒數前三名，與導師的關係一度因為成績而緊繃。

「高二下學期有一次段考，我又考了班上最後一名。導師給了家裡很大的壓力。吃飯的時候，我爸突然看著我，很平靜地說：『希哲，我看你對音樂這麼有興趣，既然你也不愛讀書，你不如考慮一下，要不要走音樂這條路？你就認真做這件你喜歡的事情就好。』」

在無數音樂學子需要與家庭鬧革命、抗爭才能追求藝術夢想的社會體制裡，林希哲得到了父親全力的支持。「我是不用抗爭的人，而且是爸爸先開口。」林希哲心中充滿感激。雖然只剩一年多的時間準備術科，母親也寬慰他：「大不了重考，多一年的時間而已，做你想做的事。」

結果，這個自稱「一路上批評聯考制度、討厭考試」的叛逆少年，憑藉著驚人的大考運與鋼琴底子，花幾個月時間將三年沒讀的書一把抓起，拼過了全校三分之二的人，一舉考上了國立藝術學院（現國立臺北藝術大學）音樂系。

後來在林希哲碩士畢業、準備回花蓮發展聲子樂集時，父親更成為了他最強大的後盾。

那時，父親林醫師剛從醫界退休，決定與母親前往新加坡攻讀神學院，並前往教會做全職事奉。那棟曾經接生過六千多個嬰兒的婦產科診所，原本租給了另一位婦產科醫生。

聲子樂集剛回花蓮的第一年，由於樓下的租約未到，樂團只能共用同一個大門，進出五樓的排練空間。二、三十個高中生、大學生每到週末進進出出、嘻嘻哈哈，樓下的醫生覺得干擾了病人的隱私與安寧，向林醫師抱怨。

「我爸一聽到這件事，非常疼兒子，他直接不續租，把空間留給我們。」林希哲感嘆地說，「我爸對樂團的支持是百分之百的力道。他寧可不要一個月十五萬的穩定租金，也要讓兒子的樂團有一個可以順利營運、不會被趕的家。」

當時剛畢業的林希哲，靠著學校的兼任鐘點費，一個月收入不過五、六萬元，根本無力支付排練場地的費用，林爸爸提供空間的舉動，像是給了林希哲一注強心針，「就像黃仁勳曾說過的一段話：在人家還不信任你的時候，有人願意盲目地信任你。我爸爸那時候根本不知道我這個團最後會搞成什麼樣子，但他就是願意先投資我。」

一步一腳印的空間馬拉松：從白色診所到文藝中繼站

然而，拓荒的道路從來不是一蹴可幾的。2006年，樓下的婦產科醫生約滿離去，整棟大樓空了出來。面對如此巨大的空間，林希哲和剛成立不久的團隊並沒有採用向銀行貸款，讓資金一步到位好做事的裝修方式。

「我們有多少能力，就做多少事情。」林希哲言談間顯現，他是一個有耐心的人，還有穩扎穩打的性格。

他們採取了「空間蠶食」的策略，從五樓開始，一間房、一間房地整修、改建。這個緩慢的空間馬拉松，前後足足跨越了十三年的時間。

早期的婦產科後診大廳，是一片冰冷、單調的白色瓷磚牆壁，充滿了醫院特有的嚴肅感。2012年，他們將將冰冷的候診室改造為一個小型的「實驗劇場」。為了打破空間與社區的隔閡，他們在騎樓上方加裝了三扇採光窗，讓陽光落進來的同時，也讓路過的花蓮市民能一眼望進大廳，看見裡面正在舉辦的講座或小型音樂會。

而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，林希哲化身為名副其實的「空中飛人」。為了維持樂團的營運與行政人員的薪水，他曾在長達十七、八年的時間裡，每週在全台奔波。

「最瘋狂的時候，我新竹有課、花蓮有課，甚至還跑到台南藝術大學代課。我一個禮拜有三天在新竹，一天坐車去南藝大，在台南過一晚，隔天再開車走南迴鐵路或蘇花公路回到花蓮，在花蓮上完一整天的課、帶管樂團，再回新竹。」林希哲回憶，他每兩個禮拜就要環島一圈。這樣超高強度的移動，直到2019年他將北部所有的教職完全交辦給自己的學生，才真正畫下句點。

隨著林希哲將重心移回花蓮，聲子樂集開始慢慢發揮他們的公共能量，從一個樂團演變成花蓮在地藝文資源的中繼站。

早期，花蓮的愛樂者與藝文觀眾面臨一個極大的困境：全台灣都有兩廳院售票系統的端點，唯獨花蓮是空白的。2008年，聲子樂集主動與兩廳院簽約，成為花蓮第一個售票端點，解決了在地人取票、買票的痛點。

同時，他們也看見了在地學校與團隊的困境。林希哲接掌花蓮高中、花蓮女中管樂團的指揮後，發現學校樂團只能在沒有空調的體育館舞台上排練，一邊吹著樂器，一邊忍受台下打羽毛球的雜音與哀叫，夏天更是熱得汗流浹背，「現在的學生和家長對於排練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，學校不可能為了一個社團開整棟體育館的冷氣。於是，我就把花女、花中的學生和青年團，通通帶到聲子藝棧來排練。」

這個舉動，意外催生了咖啡廳的誕生。

因為大批青少年在此排練，許多住在遠方的家長送孩子過來後，需要在這兩個小時的空檔裡找地方等待，他們常在附近買咖啡、坐在樓梯口等。林希哲看見了這個「內需市場」，加上當時他的伴侶，專業是半導體並對烘豆充滿熱情的學弟，在花蓮苦無半導體產業可做，兩人便決定一起去學習吧台實務與烘豆。

「剛開始只是想幫學弟圓一個夢。後來發現外面烘的豆子很難跟我們心中期待的焙度對齊，我們量小又不能客製化，乾脆自己買烘豆機自己烘。」林希哲笑說。2019年底，咖啡廳正式完工，暖木質調的吧台取代了昔日的婦產科掛號櫃檯。雖然疫情期間夥伴因故返回澳門，頭已經洗下去的林希哲，在展演全面停擺的嚴峻時刻，硬是自己頂上了全職吧台手與烘豆師的位置，靠著一杯杯咖啡，撐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歲月。

如今，許多剛成立的社區樂團、劇團，在初創期缺乏資金與場地時，都會來到聲子藝棧借用排練場，「很多團隊找不到行政、找不到文宣、找不到執行，走到這裡，我們就幫忙牽線、找人，幫他們把演出的行政工作熬過去。這裡，變成了大家的避風港。」

兩度面臨熄燈的幽谷：是夥伴的愛，把我留了下來

在外人眼裡，聲子藝棧是一個充滿魔法與奇蹟的空間，不設限、充滿各種可能性。然而，只有林希哲自己知道，這二十年來，「放棄」兩個字曾在他的腦海中閃過無數次。

「做任何事情，堅持是最難的。我非常常想要放棄。」林希哲收起笑容，語氣顯得沉靜。

第一次想放棄的時機點，是在2011年。當時新竹的打擊樂團合約期滿，琴房面臨被教會收回的命運。與此同時，第一批與他打拼的創團成員紛紛從大學畢業，有的出國深造，有的步入社會與家庭，樂團陷入了嚴重的「團員斷層」。場地要收、團員接不進來，林希哲第一次覺得，是不是該畫上句點了？

幸好，當時花蓮的管樂團剛開始蓬勃發展，拉了他一把。他決定將重心移回東岸，暫緩北部的步伐。

然而到了2017、2018年間，聲子迎來了第二次更為巨大的經濟危機。隨著展演量大增，團隊不得不聘請更多全職行政，全盛時期擁有一個藝棧正職、兩個樂團正職、以及兩位半職人員，「一個月光是固定的人事費就要十幾萬。那時候好幾個月，薪水是根本發不出來的。我記得開會的時候，我非常沉重地跟大夥說：我們可能要認真思考停損、把團收了。」

就在林希哲準備放手、回歸單純的兼任老師生活時，他的工作夥伴，打擊樂團團長張方鴻以及樂團經理廖昱傑站了出來。

「我們三個人都是演奏家背景，在學校都有穩定的兼課收入，一個月拿個五、六萬過日子不成問題。方鴻和昱傑看著我，主動跟我說：『希哲，我們兩個暫時不領樂團的薪水。』不僅如此，他們兩個人還各掏了二十萬，湊了四十萬的營運資金借給樂團。」講到這裡，林希哲的眼神裡閃爍著動容的光芒。

靠著夥伴這筆無私的「續命錢」，聲子度過了那最痛苦的半年。等到下半年預算進來、營運回穩後，樂團才以一個月兩萬塊的方式，慢慢把錢還給這兩位生死與共的戰友。

「我後來發現，每一次支撐我走下去的，從來都不是我自己，而是我身邊的人。因為他們還想繼續。」林希哲感性地說，「如果把樂團收掉，我一個人單身、沒小孩要養，在花蓮有房子住，回學校兼課，日子可以過得非常自在。每到寒暑假，我還可以出國度假。樂團對我而言，是一座背在身上的重擔。」

「可是，當你著看那些曾經陪你一起努力、幫你撐起夢想的人，如今這個夢想的藍圖好不容易有了一個骨架，大夥都在這裡。我怎麼好意思在隔天拍拍屁股說，我要熄燈了，大家各自回家吃自己？這對他們說不過去。是他們的熱情，反過來拉著我往前走。」

身為虔誠的基督徒，每當面臨走投無路的困境，林希哲總會在禱告中和上帝「耍賴」：「主啊，如果這件事情不是祢所喜悅的，求祢把這扇門關了吧！讓我回去過我的爽生活。」

但奇妙的是，上帝從未關門，反而把門越開越大。

2020年疫情最嚴峻的年底，所有展演全面封殺，文化部的紓困補助款遲遲沒有撥下來，眼看下個月的人事費就要燒光了。林希哲在臉書上發了一篇無奈的動態。沒想到，當年他在新竹讀書時、教會團契的一群老朋友看到了。那群當年的交大學弟，此時都在新竹科學園區的半導體產業爆產工作，成為疫情下收入最穩定的一群人。

「有人二話不說，直接十萬塊就匯進了樂團的帳戶。當那個錢匯進來，發完薪水，樂團帳戶只剩下兩千多塊。然後，下個月文化部的錢就無縫接軌地下來了。上帝很有意思，祂從不讓你走不下去，但也從不給多，就是給你剛剛好。」

林希哲的團契輔導曾用聖經中「按才幹受託付」的比喻提醒他：主人給了三個僕人不同數量的銀子（Talent），有人拿到一千、有人拿到三千、有人拿到五千。那個拿到一千的僕人因為害怕，把銀子埋在土裡，原封不動地還給主人，結果被主人痛罵懶惰。

「我的輔導員曾跟我說：『希哲，如果上帝給你是可以做三千兩、五千兩的事務的能力與空間，你卻為了過爽生活、為了朝九晚五去挑一個一千兩的工作來做，你就是有愧於上天賜給你的恩賜。』」這席話，讓林希哲甘願收起享樂的心，繼續在東台灣的藝文土壤裡，當一個辛勤的帶罪羔羊與拓荒者。

照護背景與護理新血：聲子的下一個不預設未來

訪問尾聲，坐在一旁的行政同仁賴謙慧也分享了她的觀察。謙慧是台南人，大學就讀南藝大藝術史學系，從小學跳舞也學鋼琴，後來因為受傷無法繼續舞蹈生涯。十年前因為懷孕，跟著丈夫來到花蓮，在全職帶大孩子後，因為熱愛藝文，投遞履歷進入了聲子樂集擔任藝術行政。

「這裡是一個大家對彼此都很有愛、很有想像力的地方。」謙慧溫柔地說，「即使許多當年高中在這邊玩管樂的孩子，大學畢業後都出去了，但每一年到了年度大演出的時候，他們不管工作要怎麼請假、排班，都一定會留出時間，回到花蓮、回到聲子。這這裡有一種奇妙的向心力，大家會為了同一個目標，把動能凝聚在一起。」

這種不設限的「魔法空間」，如今又孕育出了另一個完全不在林希哲預期內的新計畫「長照與音樂輔療」。

幾年前，花蓮一個兒童慈善協會固定向聲子借用場地舉辦兒童音樂課程，並在樓上琴房存放了一批奧福（Orff）兒童音樂教育設備。負責教學的大提琴老師，正好是聲子管弦樂團的成員。而前年夏天，一位慈濟大學護理系的學生，因為有「打工換宿」的需求，來到聲子藝棧幫忙。

「這位學妹不僅薩克斯風吹得好，我們後來發現她還極具行政天賦，於是就用打工換宿與兼職的方式把她網絡下來。她今年即將畢業，因為她同時具備護理的專業背景與音樂的底蘊，在去年底，她突然跟我們提了一個點子：『總監，我們樂團是不是可以結合我的背景，往社區長照、日照班的音樂輔療方向去試試看？』」

林希哲聽了也點頭答應。他們計畫未來走出藝棧、深入花蓮的各個社區與老人日照中心，用打擊樂的節奏、薩克斯風與大提琴的旋律，帶著部落與社區的阿公阿嬤們一起唱歌、敲擊、活動身體，用音樂延緩老化，為這座曾經誕生過萬名嬰兒的空間遺產，延伸出照顧銀髮生命的全新功能。

「我常說，我想在2030年交班退休。」林希哲看著這棟承載了父親接生記憶、夥伴給的續命恩情、以及無數花蓮孩子音樂夢想的建築物，無奈卻幸福地笑了笑：「但看著雪球越滾越大，現在是騎虎難下了。既然找不配合適的接班人、大家又這麼想繼續做下去，那我就繼續提著吧。」

午後的花蓮採光窗外，老診所的消毒水氣味早已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浪漫的咖啡香，以及樓上正要開始的、綿延不絕的排練樂聲。林希哲與聲子的二十年，沒有預設的劇本，卻在東海岸的風雨與陽光中，共振出了最美麗的結晶與能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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